黃涵榆《沒有最累，只有更累！：倦怠的文化史與精神政治》

黃涵榆《沒有最累，只有更累！：倦怠的文化史與精神政治》（Tired, Always More Tired!: A Cultural History and Psychopolitics of Exhaustion），新北：黑體文化、左岸文化，2025年。

文案

我們不難發現，身邊許多人因為工作或其他原因，似乎經常處在疲憊不堪的狀態，容易感到憂鬱厭世，衍生出一些身心症狀，甚至生活幾乎完全失控。麻煩的是，找不出確切的病因，因此也很難有效診治。

 在醫學史的發展過程裡，倦怠也和過勞（burnout）、憂鬱（melancholia）、神經質（neuroticism）、歇斯底里（hysteria）、神經衰弱（neurasthenia）、慢性疲勞症候群（CF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之簡稱）等病痛產生交集。上述各種身心症一直都是病理分類、臨床醫學診斷和治療、醫病關係的難題。

面對倦怠，似乎無法僅從生理或心理來做解釋，還需要從社會與文化的哲學面向來探討，因為倦怠對個體存在感也產生深刻的影響，經常與厭煩、無力與無助、憂鬱與悲傷、絕望、虛無等感受糾葛在一起。情感資本主義和療癒文化何以是問題而不是解答，這些都已是「精神政治」的重要課題，當務之急即是去理解當前科技現實下的倦怠或其他精神與情感困境。

 快速升級的數位資訊設施和科技模糊了工作和休閒時間的區隔，人人必須練就多工的本領，否則就會被淘汰，時間永遠都不夠用，時間成為壓力源⋯⋯不僅是勞動，而是普遍的現實和生活本質令人感到愈來愈不確定和不安，隨之而來的是普遍性的憂鬱和倦怠，導致無法察覺身體與環境的連結，以及自我、他者與世界的連結，缺乏內在的情感與良知的薰陶，並且進一步喪失沉思、組合專注的能力和享受閒散的能力。

倦怠是什麼？倦怠顯示什麼樣的身心狀態？倦怠是否已經成為我們當前的「時代病」，它總是和我們所處的社會、經濟和科技環境息息相關。那麼，本書希望能提供一些文化史的案例和哲學思想途徑，來回應「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這個問題，試圖從其中生產勞動、消費模式與科技環境來重新審視倦怠，並理解什麼是對個體來說有品質的空白，從更為基本的倦怠和更為深層的無聊中找回生活的感受力，與藝術的想像力。

第一章

關於倦怠研究，首先我們會碰到詞彙翻譯的問題，主要是exhaustion、fatigue、burnout這三個詞彙所對應的中文。Exhaustion可以譯為「筋疲力盡」、「虛脫」、「榨乾」或（臺語）「沒糕」，同時涵蓋生理和情緒特徵；fatigue則為「疲勞」、「疲倦」或「勞累」，比較是生理或神經狀態；burnout是「職業倦怠」、「過勞」、「燃盡」，比較和職場勞動有關。這些翻譯都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像德文Müdigkeit，翻成英文可以是fatigue或weariness，也有被翻成burnout。本書比較常使用中文語彙的「倦怠」，在原來外文的脈絡裡比較接近exhaustion，但是其實都可以同時指涉fatigue和burnout，在本書的討論中，讀者也會發現這些隨著上下文脈絡不同而交替出現。

《牛津辭典》字面上定義的exhaustion，大概就是「榨乾」、「抽光」的意思，能量和力氣被榨乾，當然就是中文語境裡的「倦怠」，這也指向某些情感和精神狀態，厭煩、幻滅、無感、無助、欠缺動機等等，都是倦怠常見的症狀。倦怠也可能是不安、躁動、過度刺激的結果。在醫學史的發展過程裡，倦怠也和包括憂鬱、神經衰弱（neurasthenia）、神經質（neuroticism）、歇斯底里（hysteria）、過勞（burnout）、慢性疲勞症候群（CF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之簡稱）產生交集。倦怠研究代表性學者之一的薛芙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這樣定義倦怠：「倦怠大多指有限度的（通常是無法再生的）資源像被吸血鬼榨乾或是有害的消耗，讓一個原本運作良好的人、物、系統或場域進入一種耗弱或無法運作的狀態」（Schaffner, Exhaustion 7）。這樣的定義換到中醫的脈絡，大概會變成類似「氣血虛弱」的說法。薛芙納的吸血鬼比喻寓意深遠，畢竟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吸血鬼小說的出現和流行與現代工業社會內部的一些社會不安和焦慮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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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先前的附魔研究（《附魔、疾病、不死生命》）有關「集體附魔」(group possession) 的問題上，也談過類似修特（Edward Shorter）的「症狀池」（the symptom pool）的觀點。根據附魔文獻的記載，一些群體生活較為緊密的地方，例如村莊、修道院、學校和家庭，較容易發生集體行為、心思和情緒感染與模仿，集體附魔事件也因此時有所聞。附魔研究學者列維克 (Brian P. Levack) 就指出，「所有集體附魔的事例，如同個別的附魔，都有某種戲劇演出的面向；參與者彷彿都照著他們的宗教文化所寫成的腳本演出 」。類似立場的出發點都是個體與所處的環境的關聯決定了集體附魔的發生與否和徵狀，但關鍵在於是否充分掌握附魔「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的律則，也就是宗教、醫學、政治、社會等複雜面向交織的決定因素。這本書也用類似的視角探討倦怠。

第二章

自古以來憂鬱也是文學和藝術表現的主題，甚至當作創作靈感的來源。

佛洛依德《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他對於「哀悼」的定義：對於失去愛的客體（愛人）或某種抽象概念（自由、國家）的反應。在許多哀悼的情境，「失去」都意味著某種形式的（實質或象徵性）的死亡。這種痛苦經驗有時會導致脫離現實或背離常態的傾向，但本質上屬於不需要醫學治療的病理狀態。哀悼的主要目的是回歸常態：自我在哀悼的階段進行「現實測試」，以及試圖把慾力（libido）從失去的客體抽離，藉此緩解悲傷和痛苦——如果成功就重獲自由，如果失敗就變成憂鬱。

第六章

當類似「神經衰弱」的身心症被理解成「現代文明病」，或是能量和意志力耗弱和枯竭的疾病，醫學家和學術研究者自然會關注倦怠和現代資本主義勞動和生活方式的關聯，也就是說，他們企圖從物質主義的角度提供倦怠一些外在的實質基礎，人類的意識、慾望、情緒乃至於神經系統，都因此和能量與生產力產生連結。「神經衰弱」也會因此被歸結為自由市場經濟、都市化、對於時間和工作的態度，以及更科技導向的生活步調所產生的壓力；倦怠不在只是牽涉個人的內在生命和身心健康，更關乎整體社會發展（Schaffner, Exhaustion 117）。科學進步隨之而來的是理性化勞力分化、工業化和科層體制化，徹底讓工作和生活的節奏必須接受包括時鐘時間、生產力計算等抽象法則制約。

事實上我們可以在這個環節對時間進行更深入的哲學思考，一個可行的思考出發點是把時間看成被科技和各種活動與實踐所決定和中介的社會現象，而這樣的「社會時間」與所謂的「自然時間」或主觀的時間體驗有所區隔。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和時鐘時間的霸權在這時間社會化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古代人當然有有他們自己丈量和計算時間的方式，不論是透過日月星辰運轉、潮汐、日晷、沙漏等等，但是直到現代社會時鐘才成為管理勞動、生產、貿易和社會關係的霸權科技。自此開始，人們因為各種時間刻度、間隔、時程和期限而疲於奔命，逐漸失去時間的主控權。時間甚至變成最珍貴昂貴的商品，甚至是讓一切事物都被吸納進去一種扁平化的抽象框架，脫離具體、親近、真實的經驗。而對於資本主義體系裡的勞動者而言，他們不只和生產工具分離，他們也和勞動與生產活動的資本主義社會時間分離。商品化或物化總是不離獲利的計算，但利益總是被資本家獨佔，勞動者做得愈多，愈發覺得脫離自己的時間和勞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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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希佩洛（Ève Chiapello）的《資本主義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1999）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以小型家族企業為主的布爾喬雅資本主義（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二、大型工業公司階段（1940-1970），大量生產和國家經濟政策為主要特質；三、網際網路和生技全球化金融與生產（自一九八○年代至今）。他們將「資本主義精神」定義為「證成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忠誠、並且讓那忠誠看起來很吸引人的一套意識型態」。《資本主義新精神》特別關注資本主義精神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兩者的構造性關聯。資本主義會納入對它的批判以穩固和擴大支持；「資本主義的敵人」提供資本主義所欠缺的道德基礎。波坦斯基和希佩洛區分了兩種批判資本主義的形式：「社會批判」關注個人主義世界的不公平、困苦、剝削和自私，「藝術批判」則強調生活形式的選擇、個人自主權和獨特性的理想。粗略來說，新資本主義精神的出現就是對藝術批判的一種回應。「資本主義新精神」不再依賴階級森嚴的組織，偏好持續競爭、變化、彈性、創新等運作原則，透過網絡和專案的方式讓組織精簡化，但更具運作效能。這種運作模式需要的不是由上而下的威權，而是具有遠見的「經理」、「教練」和「專家」，讓被管理者保持自律性和創造力。資本主義新精神也造就了新的功績主義社會重視流動性和在網絡結構中力求表現的能力，每一個「專案」都是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機會。

在這裡我們可以針對以上的討論稍作整理，並試圖提出一些暫時性的結論。倦怠不僅顯示身體和心靈的症狀，也會影響社會群體的運作，但它並非現代社會專屬的現象。從古至今，不同的歷史階段出現各種有關倦怠的身心靈症狀的不同理論、術語和標籤，有不少理論或多或少帶著道德規訓的眼光強調意志力和職責，把倦怠看成是意志力的耗弱，當然也有從神學和宗教的立場，把倦怠視為怠惰，是一種該受譴責和懲罰的罪過。在我們所處的新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新精神時代裡，也許不太有人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或來生的救贖而辛勤工作，但是卻存在著各種以「彈性」、「管理」和「投資」為名的規訓甚至壓榨剝削。

第七章

本書的主旨之一是考察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倦怠成為普遍現象的時代，這樣的任務姑且可以──借用具有尼采-傅柯色彩的詞語──稱為「現時系譜學」（genealogy of the present），目的在於揭露各種隱藏或深層的脈絡與衝突，藉此重新評估當下的現象與經驗。後續的章節都會有更多細部的討論，在此導論僅提供讀者一些概括性的描述。

——倦怠必然牽涉到心靈、身體與環境間的複雜關聯，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社會學家和文化評論者把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倦怠症狀的擴散，包括神經衰弱、歇斯底里、憂鬱症、慢性疲勞症候群（CFS）等等，歸因於「現代社會及其不滿」。

——對於倦怠的理解不可能脫離醫學，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它簡化成只是身體或器質性的問題，如同我們也不應該這樣理解精神疾病。有關於倦怠，或範圍更廣的病痛，即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醫學治療，但是必須關注整個「醫學化」（medicalization）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把倦怠理解為各種人員、話語、行動和權力建構的結果，就是一種「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甚至從哲學的層次來說，受苦或痛苦都必然是社會性的。即便各種類型的倦怠在當前的時代裡相當普遍，倦怠作為一種社會受苦或健康的問題不見得已經獲得重視；它在整個醫療體系分工的地位仍然妾身未明，不僅需要長期追蹤，更需要跨科別整合性的診斷和治療。當我們把倦怠視為一種社會受苦，我們更需要像當代最重要的醫學人類學之一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強調的，它沒有「主宰敘述」（master narrative），不是系統性的概念化思考所能涵蓋，應該要更脈絡化，更貼近病痛主體的敘述和實際的社會生活（Wilkinson 274）。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Nike的招牌 Just do it! 象徵當前主流的社會氛圍或大眾心理：「做了就對！」，在購物和旅遊消費、生活方式、生涯規劃、言論表達、性取向、身體與服飾展演、行為和道德規範等等層面「做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這是一個「禁制性的」（prohibitive）超我讓位給「放任性的」（permissive）超我的時代，「自主」和「個人責任」取代「順從」成為主流的社會價值。當代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彈性、效率與競爭，對個人專業技能、自我投資與管理的要求也更高；個人的責任感與成就的壓力提高，自我剝削的程度也加深。從這個角度來看，（職業）倦怠突顯個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或者個人的慾望、追求和滿足出現嚴重落差。當代文化的走向把個人的自我滿足和實現提升到中心的位置，但另一方面「競爭」成為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的主要動力，如何提升自我在各方面的競爭力變成人生要務，一種內化的社會壓力，耗盡個人內在的能量與資源。

當然，同樣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也會行銷各種身心修復和避免倦怠的生活方式、商品和社會價值，包括運動、瑜伽、旅遊、許多自助手冊、「心靈雞湯」或「正念」技術和課程，放鬆、享樂和自我覺察儼然成了社會命令；人們深怕自己被負面情緒所苦，變得更敏感、更焦躁、更脆弱。「彈性」如何成為一種治理和規訓的力量，自我管理與療癒如何像是一種惡性循環反而帶來更多壓力、焦慮和倦怠，情感資本主義和療癒文化何以是問題而不是解答，這些都已是「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或「神經政治」（neuropolitics）的重要課題。

——什麼是「精神政治」呢？韓裔德籍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的《精神政治：新自由主義與權力技術》（Psychopolitics: Neoliberalism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Power, 2017）將生命政治界定為人口治理的規訓權力，與精神政治──包含情感、無意識與慾望的治理──有所區分。韓炳哲的這個區分也許只是字面上的簡便定義，生命政治和精神政並沒有本質上的區隔，比較是研究取徑的不同。本書交錯使用有各自語意與知識脈絡的「精神」（psyche）、「情感」（emotion）與「情動」（affect）。「精神」在本書泛指大腦與神經系統運作、認知、想像、慾望、意識與無意識、意識型態等構成的整體範疇，當然也包含情感與情動。「情感」則指可表述的個人的感覺，不論是愉悅、恐懼、噁心、或興奮，已具備相當程度的認知性與社會性。情動則指涉前個人的、前意識性的感覺，經常擴散成一種集體氣氛與交互作用的動能。但不論是精神、情感或情動，和「身體」之間都沒有本體上的界線。

字字句句刻骨銘心，都是21世紀最佳寫照。值得購買收藏。